66岁大喜哥现状：拍婚纱照、被打……请允许我荒唐一生
大喜哥的一生充满动荡。3岁那年，被亲生父母抛下那一刻起，她便开始了自己“不被接纳”的一生。
这些年，她与孤独为伍，也与孤独为敌。纠缠、厮杀到现在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输是赢。
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她时常被巨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包围。几十年来，她选择用书写对抗孤独，以生活中的琐事排解孤独，却始终无法走出孤独。
她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。
为做女人，她也有过短暂的屈服与妥协。2017年，迫于生存压力剪掉长发、换回男装后，大喜哥度过了近半年痛苦郁闷的“正常人”生活。
之后，她坚称，关于勇敢做女人这件事，一直到死都不会改变。
于是在本文的叙事中，当以第三人称代指大喜哥时，我们选了用“她”，而不是“他”。不管外界声音怎样，我们想尊重这位受访者的心声。
走廊内空空荡荡，靠近门口的位置，停放着一辆落了锁的粉色自行车。屋内正传来冬奥赛事的解说声。敲门过后，拖沓的脚步声一点点变清晰。
大喜哥要出来了。
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化着浓妆的女士。上着红色花棉袄，下穿粉色碎花裙，脖子上系一条翡翠绿的丝巾，垂在肩膀两侧的辫子上则分别扎着大红飘带。
她脸上的妆容格外耀眼，红色嘴唇，煞白的脸，浓黑的眉毛，外加红色眼影和腮红。一如当年为人所知的模样。
大喜哥的身体还算硬朗，去年体检时，没有发现任何状况。但她一天天老去了，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，牙齿几乎掉光，张开嘴大笑时，只能看到上颌左侧残存的唯一一颗。
她爱化精妆，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足有一个小时。头发白了，秃了，也不耽误她爱美。但如果不是她亲口说出来，很难发现那扎着辫子的一头乌发，是顶假发。
大喜哥不仅爱打扮自己，也爱打扮身边的物件。
有网友寄来两个洋娃娃，她从旧衣服上裁下绿色、粉色两块布，给她们做成了花裙子。其中一个稍大点的娃娃脸上，还上了妆，仔细看，除眉心间点缀的一点红外，刘海两侧，还别有两个糖果色发卡。
娃娃的右侧，摆放着一个相框，照片中的大喜哥正顶着和洋娃娃相映成趣的妆容，抿嘴微笑。
在她43.6平米的家中，堆放着大量的裙子和化妆品，但极少是大喜哥自己买来的。除了出门捡，剩下的都来自好心网友的邮寄。
入住这个小区，已两年有余，唯一陪伴她的，是一只通体黄毛发的流浪狗。去年，有人将出生不久的狗崽丢弃，大喜哥遇见后，将那个瑟缩着身体的小生命抱回家。她为它取名花花，从此一人一狗，相互温暖与陪伴。
本来大喜哥还养有一只猫，但花花无法与猫和平共处，最后，以那只猫咪被花花打跑告终，这导致家中的老鼠更为猖獗。
与大喜哥交流期间，不断有老鼠自由出没，它们一会儿跳进厨房的盆碗中，一会儿从客厅的桌底下路过，毫无怕人迹象。甚至还能听到两只老鼠打架的叫声，啮咬木质家具的窸窸窣窣声。最夸张的，是厨房天花板上陆续传来的哗啦啦的冲撞声，酷似鸽子归巢时翅膀击打铁笼的声响。事实上，那只是老鼠在其中奔走打闹。
大喜哥早就习惯了这一切，自从住到这里，她便展开了与老鼠们斗智斗勇的日常。为防止家中的粮食被偷吃，她将食物封存得严严实实。早些时候，她尝试过用鼠夹和老鼠药驱赶和打击侵犯她领地的“外来客”，没看到效果，索性放弃，任凭它们与自己分享着生活空间。
“还好它们不上床。”她说。这已经是令她较为欣喜的结果了。
待在家里的时候，大喜哥总喜欢把电视打开，随意听点响，有时，则拧开桌上那台灰色复古式收音机，了解本地的新闻或单纯听听天气预报。
她手头拮据，因放弃了拾荒，目前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。房租每月450元，半年缴纳一次，加上水电费、物业费、取暖费，时常让她觉得“捉襟见肘”、“入不敷出”。
但大喜哥仍旧订阅着两份报纸，一份是《参考消息》，一份是《半岛都市报》，她还是习惯从纸质刊物上获取信息，包括国内外时事和居住地的最新动态。
书籍也有一些，大多堆放在床尾。她最喜欢的作家是老舍和巴金，贴近现实的故事总对她有着吸引力。偶尔，她也看些上了年代的书，比如《隋唐演义》。抗战故事也在她的涉猎范围，大喜哥告诉「最人物」，一本描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书，以往到了书店就能买到，“现在有钱也买不到，下架了。”言语中，略带一丝遗憾。
她孤独惯了。找不到人诉说，就摊开纸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，将所有的心事和忧伤晒在纸页上。直到如今，她已坚持书写了50多个春秋。
2019年，在艺术家兼好友唐冠华的帮助下，她得以将部分日记整理成册出版，书名为《我的一生》。
自序中，她这样写：我这个人，一是爱学习爱看书；二是喜欢穿女装做女人——这是我一生的坚持。
书没卖出多少，但后一件事，她落得人尽皆知。
大喜哥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穿女装？这是不少人的疑惑点。
有人说，这是“跨性别”，她默默记下这个词，做了很多了解工作；也有人说，这是“变态”，她听一听就过去了。
在坚持穿女装、做女人这件事上，她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执着。但究竟是天性如此，还是后天养成，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1956年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刘培麟出生了。父亲爱喝酒，一次因与母亲发生口角，扬手就打，母亲愤而投井自尽。那一年，刘培麟刚好两岁。
第二年，她被父亲丢弃在火车站，由养母抱养了去。养母对她极好，因喜欢女孩儿，有时会给她穿女孩儿衣服，加上幼时在学校的演出活动中，常扮女性角色，一颗种子，或许在她心里悄悄埋下。
但在一次视频采访中，她的说法与此前迥异——小学三年级时，她萌发了想做女孩儿的心思，而养母不同意。
究竟哪个是真相，似乎也不是太重要。
20岁出头，正值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她开始与女孩儿相亲。谁知第一次见面，对方就脱口而出：“你是个女人”。
当时的刘培麟尚未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只当是拒绝自己的一种言辞，直到后来她才明白，对方是觉得自己言行举止像女性。
她不断相亲，不断碰壁，因家中条件不是太好，刘培麟成为婚恋市场上被剩下的人。她说自己从未摸到过任何一个女生的手和头发，也从未和任何一个正常女性有过恋爱关系。
唯一一段婚姻，只维持了短短半年。那年刘培麟40岁，对方30岁，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人带着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儿，就这样与她开始了共同生活。
刘培麟这样描述那段婚姻：是场闹剧。以闹剧开始，又以闹剧结束。
她怪自己当时没了解清楚情况，稀里糊涂结了婚。“领证当天（她）就在民政大厅里又蹦又跳，又唱又跳，当时我就崩溃了。”刘培麟感慨。
渴望已久的婚礼并不似想象中那般美好，没有大操大办，只请来几位亲戚，一起吃了个饭就算了事。听起来，似乎是一个草率的开场。
婚后，刘培麟发现女人除了智力上的问题，还患有一身病，常要往医院里跑，加上对方不让她靠近自己，刘培麟索性离了婚。一场为期半年的婚约，就这样终结。
在这段婚姻中，唯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是，女人常喜欢将刘培麟打扮成女人，她给她化妆、穿女人衣服，刘培麟默默享受着这一切。
后来养母患上肺癌，刘培麟将养父生前留给自己的一套房卖掉，给养母做治疗。托人卖房时，起初谈定的价格是20多万，谁知对方只付了首款，便不再支付尾款，因无任何凭证，只有口头承诺，她在官司中打输了。
她又朝亲友借来一笔钱，但养母还是因救治无效而逝世。
房子没了，亲人也离自己远去，从服装厂下岗后的她决定拾荒还债。那些年，她住过草棚子，睡过水泥管子，也租过地下室，但搬来搬去，从没离开过沂水路，那是她和养母生前居住的地方。
自1995年开始，刘培麟的还债之路一直延续了20年。也是在这一过程中，她逐渐坚定做女人的决心。
一次拾荒时，她捡到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便飞快地骑上大金鹿返回了家。没想到一试穿，大小正合适。第二天，她就这样穿着出了门，路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，也不在意。
她开始尝试化妆，最初用的是红漆，但油漆涂抹在脸上很难洗掉，每次清洗时像揭掉一层皮。直到有天捡到了真正的化妆品，才得以将红漆丢弃。
粉底、眼影、口红、腮红，每一样都有捡到，因此上妆时每一项都不落下。刘培麟的妆容不同于常人，她喜欢一层盖一层地涂上去，红要红得耀眼，白就白得彻底。外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打扮，总会说“太夸张”，也有人直白地表示，“吓人”。
这些她都不在意，只图自己开心。那是1999年，43岁的她第一次在穿女装、做女人时，体验到别样的乐趣。之后，便一直以女装示人。
倒也没有太多人发现她男人的身份，只要不开口说话，男扮女装的刘培麟并不太会引起他人的猜度。
然而2012年的一场大火，使她被迫跃入公众视野。
至此，刘培麟的身份彻底暴露了。
事情发生在初春。
2012年1月，刘培麟拾荒回来，发现自己租住的平房毁于大火。恰好当地的电视台过来采访，刘培麟无意间闯入了摄像机的画面中。当救火的消防员问她，当时有没有在家的时候，她用粗哑的男声回答了两遍：我是灭了火才走的。
而此时的她，是一身浓厚夸张的女装打扮。声音与妆容的强烈对比，使得视频一经播出，就引起网友的取笑与谩骂。也有人觉得她搞笑，叫她“大喜哥”，从此这个名字便成为她走红网络、被人熟知的一个代号。
大喜哥并不恼怒这一称谓，尽管有人常以调侃的口吻这样叫她。也有人得知她热衷女性身份后，叫她“大喜姐”，她都照单全收。
大喜哥不是一个爱计较的人，也不在意外界对她的评价与看法。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日复一日地写日记、画画，这成为她放飞灵魂的出口，用以对抗每一个孤独难捱的日子。
也不是没向往过美好的爱情，年轻的时候，“觉得对它（爱情）的渴望像花一样在心中开放。”如今到了66岁，她已经把它看得“很淡很淡”。那时，每看一部爱情剧，都会带入到剧中主角身上，但一联想到自身的实际状况，“你就知道办不到。”她起身吐了口痰，又回到座位上。
她时常觉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像一部科幻小说，只能心生幻想，也必须活在幻想中，一切都“只是幻觉”。所有怀揣期待的美好，都被她比作黄粱美梦，“醒来就是一场空，只觉得荒唐可笑。”
不被世俗理解的刘培麟，就连拥有穿婚纱的念头，也是奢侈的。
她记得，第一次穿婚纱时，尚在一段同居关系中。彼时她和一个哑巴生活在一起，有一天，哑巴从外面捡回来一套婚纱，便与她一起拍了婚纱照。可惜当时的照片，在后来的一次搬家中弄丢了。
说起与哑巴的相识，倒也出人意料。某个夏天，她在院中做饭，突然被一个男人从身后抱住，与对方沟通时，才发现是个哑巴。她通过肢体比划出简单的动作，也通过写纸条和对方交流，得知哑巴是在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，想跟她一起生活时，她便同意他留了下来。
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她一直和哑巴生活在一起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哑巴再也没出现过。她猜测过多种可能性，最终也没去寻找，“我如果是女人，就可以以他女人的身份去找，但我无名无份。”她对「最人物」这样说。
这段故事无法辨别真假，但根据刘培麟的讲述，和她写下的日记来判断，哑巴确实存在。他曾出现在她的文字里，只是内容较为简短。她甚至不认为和哑巴之间有过爱情。
刘培麟一度渴望与人建立伴侣关系，始终也无法如愿。她说，之前出街买菜时，曾被一个男人搭讪，网聊了半年后，对方得知她是男人的事实，再也没联络过。
翘首踟蹰了几十年，刘培麟始终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爱情。
去年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她再一次披上了婚纱，那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婚纱照。刘培麟将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放大几倍后，挂在了紧挨床头的墙上。
画面中，她穿白色曳地束腰婚纱，手持一把红色油纸伞仰望前方，项链和手镯佩戴在她的身上，看起来像一位雍容贵妇。
多年前，刘培麟就做着成为女人、成为新娘的梦。而如今，她不得不面对“美梦过早夭折”的事实，只得关起门来，单独过日子。
她已年过六旬，患有近视，翻看照片或写字时，总要把那副200多度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。
2022年元宵节这天，她坐在桌前，翻看那本婚纱相册。拍照当天的欢乐与欣喜，一一重现在她的脑海。
只是远离人群，回到独居的小屋后，一切又是那么冷清。
她将围在自己跟前转悠的花花抱了起来，放在左腿和左肩之间拍打着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像哄一个孩子入眠。花花便配合地蜷缩着身体，依偎在她胸前。
很多时候，她们是相依为命的状态。去年花花得了急病，整个精神状态萎靡了下去，她跑去宠物医院给它打吊针，最终花了800多元，终于将恢复健康的花花抱回家。
她宠溺花花。它爱在床上睡觉，她便把狗粮放到了自己的被子上。
花花也很听话。有客人时，她放它独自出门，花花玩够了，便跑回来挠门。
问，现在还期待爱情吗？
她停顿了两秒说，现在只希望能有个人陪伴，爱情应该是遇不到了，即使能遇到，也得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女人身份才行。
她的意思是，要变性。
在过去的采访中，她也不断提到过，如果经济条件允许，自己有天是会完成手术的。直到今天，她依然渴望通过一台变性手术，更改自己的身份。
尽管像她这样的年纪，手术有极大的风险，也丝毫不在意。她说，如果有天经济条件真的达到了，哪怕死在手术台，也愿意。
2012年，因那场大火走红网络后，刘培麟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。同一年，山东电视台找到她，录制一档《请你原谅我》的节目。
在录制现场，她讲述了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。有人对她卖房救治养母一事给予肯定，赞赏她的孝心。也有人对她穿女装的行为嗤之以鼻，“如果您这个装束，晚上出来白天出来，您会吓着我孩子。”一位嘉宾说。
那期节目的名字叫：大喜哥，一个网络“奇葩”的终结。
按照节目组的要求，刘培麟很快回到台后，换上了男装。再次登台时，她戴了顶黑色圆帽，将长发藏进帽中，看起来格外清爽帅气。
有嘉宾问：“你以后愿意用这种装束示人吗？”
刘培麟沉默很久后，回答道：“可以吧。”
这一句，并不是真心话，是为了配合节目组的要求，才这样作答，也正好呼应了那期节目的主题。
那次上完节目后，一位姓赵的老板给她提供了一个住所，企图将她包装成名人盈利。没多久，周围邻居对她穿女装的行为表达了反感，刘培麟只好被迫答应了赵老板剪长发、穿男装的建议。
这段为生活所迫的经历，被她写进日记里。她用一句话总结道：“生活剪掉了我的辫子。”
事实上，穿上男装后，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好一点，刘培麟依旧会遭受他人的冷眼，依旧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她决定不再向生活低头。因此在维持了近半年的所谓“正常人”状态后，刘培麟毅然脱下男装，重新换回女装。
这种外人看来过于自我的行为，很快受到了现实的打击。房东为驱逐她离开，不断抬高房价，刘培麟无可奈何，只好打电话给朋友唐冠华，就这样，她匆匆去了福州。
在那里，有热心的朋友真诚待她，唐冠华等人还帮其治好了被困扰多年的疝气。也有网友不断寄来化妆品和衣物给她，如今刘培麟回忆起来，那确实是一段较为欢欣无忧的时光。
然而身为异乡人，时间久了，她逐渐感受到生活上的诸多不适应。福州多雨，常年阴雨绵绵，她不喜欢这样湿漉漉的天气。且当地人说话难听懂，她很难与他们融入进去。
2019年，刘培麟在青岛申请的保障房获得审批通过后，很快回到了生活多年的故乡。后来的日常，除了化妆、做饭、画画、写日记外，她每天还要出门遛狗一两次。
有时，白天在家里烦闷，她也会骑上40分钟的自行车，到中山公园逛一逛。养父留给她的那辆大金鹿早已报废，为便于出门，她给自己买了一辆小型的粉色自行车。
2022年正月初七，是刘培麟整66岁的生日。干女儿小宋和两位女性朋友从北京赶来陪她过了个生日。她们为她梳妆打扮，给她买了蛋糕，也一起拍了合影留念。
那一天，刘培麟很感动，三个女孩离开后，她跑去附近的影楼，将手机上的照片如数洗出来，小心地保存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中。
互联网的世界有如走马观花，大量的新晋网红崛起，又昙花一现般地被流量席卷了去。
这几年，大喜哥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。她最近一次出现在新闻中，是因为被打。
2021年6月，刘培麟在小区楼前被来自8层的一盆污水浇中后背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附近的邻居也有过被水浇一身的经历。她无法忍受这种行径，抬起头骂。一位约莫25岁的小伙子从楼上冲下来，拳脚相加，倒在草坛石阶上的刘培麟最终被救护车拉走，医生出具的诊断结果为腰脊椎断裂。
还好治疗过后并无大碍。纵观此前的一些经历，刘培麟总有化险为夷的福气。早年从服装厂下岗后，她去过建筑工地打工，当时脚手架倒塌，从八楼摔至地面的她，竟无生命危险。后来他又去送煤气，下坡时刹车失灵，迎面撞上了公交车，三轮车当场被撞零散，她却只在嘴角留下一道疤，其他部位毫发无损。
活到现在这个年纪，她逐渐将世事看开。不期待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关系，也不轻易信任他人，更不会因他人的态度而影响自己做事的决心。
她说，一辈子没穿过旗袍，早就心心念念想买一件，但高昂的价格和精准的尺码，频频让她退缩，“我很少会去实体店买衣服，因为他们看到我不搭理。”她说，只有到了常去的店里，才能获得试衣服的资格。
因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，刘培麟一面被当作怪物驱赶，一面要忍受他人的肆意嘲笑。
有一年坐飞机时，检票口的小伙子对着她笑个不停，迟迟不盖下手里的印章，刘培麟恼怒道：“你到底盖是不盖？”
这样的事，在她看来，已经不新鲜了，“太多了，常态。”
在她公开发布的社交动态中，网友常常被她“勇敢做自己”的精神打动。他们叫她刘姐，给她留言，甚至还要寄信或礼物给她。
可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，毫不在意他者的评判与中伤。在做自己这件事上，刘培麟之所以洒脱，是因为她抵挡住了来自外界的所有不善的眼光。
活到现在，她已经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东西了。
就像一块被侵蚀的砺石，哪怕再袭来些风暴，也并不能拿它怎样。
去年，大喜哥收养了花花。后来的400多个日夜，她们成为彼此的陪伴和依靠。
花花爱出门溜达，也爱跳到床上睡觉。那天上午，小只的它鼓足力气，频繁跳上床，又频繁地跑出门外。
有那么两次，它蹲坐在阳台上，静默地向外张望着，白色窗纱遮盖在它身上。一种肉眼可见的孤独感袭面而来。
这与大喜哥日常所应对的孤独，是不是同一种呢？
寒冬正在远去。青岛的樱花，快要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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